在罗马尼亚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过程也许是野蛮的，但绝不是孤立的。各国历史学家在研究本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经历时，与外国人的观点终究有所不同。例如，法国、意大利、捷克、芬兰在战后经历过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民主运动，其领导人力求通过投票箱赢得权力。相比之下，希腊、阿尔巴尼亚、南斯拉夫都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运动，以强行推翻传统权力架构为目标。在其他国家，共产党试图综合运用这两种手段来夺取权力：外在的民主，内在的革命。借用东德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·乌布利希（Walter Ulbricht）的话：“看上去是民主，但我们必须控制一切。”
然而，如果说战后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各不相同，那么，各国之间的共性还是要大于个性。东欧集团各国首要的、最为重要的共同点，就是它们几乎都被苏联红军占领过。尽管苏联始终坚持，他们的军队派驻当地仅仅是为了维持和平，但他们维持和平的方式还是带着政治暗示，就此而言，他们的政策无非是英军在希腊政策的反映而已。例如，在匈牙利，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·马加什恳求莫斯科不要撤走苏联红军，因为没有苏联红军，匈牙利共产主义就会变成“空中楼阁”。1948年2月，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·哥特瓦尔德（Klement Gottwald）同样请求苏联军事分遣队前移到捷克边界，以产生某种心理效应。3尽管苏联红军实际上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强加给东欧民众，但这种心理暗示还是显而易见的。
伴随苏联红军到来的是苏联的政治警察——内务人民委员部（也叫内务部）。尽管动用苏联军事力量来建立共产主义统治是预兆多于现实，但苏联内务部却早已亲自插手，尤其是在战争进行期间。正是苏联内务部负责确保战线后方的政治稳定，因此他们获得授权，可以逮捕、监禁、处决任何被视为有潜在威胁的人。在表面上，他们的目的与英美行政当局在西欧的目的相同，防止任何内部冲突消耗前线资源，但他们及其地方机关以有条不紊的无情手段围捕和处置所谓的“政治不可靠分子”，这显然说明他们别有所图。
这在波兰尤其明显，波兰本土军（Home Army）成员被追踪、缴械、逮捕、监禁、流放。波兰本土军是有价值的潜在战斗力量，但在波兰自有其权力基础，同样不利于日后苏联对波兰施加影响。无论其说辞如何冠冕堂皇，苏联人从未把赢得战争作为唯一目的：他们始终密切关注他们所占领的那些国家的未来政治形态。
确保共产党支配地位的进一步方法是利用盟国管制委员会。战争结束时，盟国在所有前轴心国设立了这些临时委员会，以监督当地行政机关。派驻德国和奥地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，或多或少是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苏联平起平坐的，各方的争吵经常导致僵局，最终导致德国分裂。在意大利，盟国管制委员会被西方盟国支配。正好相反，在芬兰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则是苏联支配委员会事务，英国和美国仅仅作为政治观察员列席委员会。
按照与前轴心国达成的停战协定，盟国管制委员会有权批准各国政府自行做出的政策决定，有权批准或者否决具体政府职务的人事任命。严格来说，这是为了确保民主原则得到贯彻，以免这些昔日的敌人走回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老路上去。然而，正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有权决定何谓“民主”。在芬兰和东欧，苏联经常滥用权力，以确保共产党的政策得到采纳，以确保共产党员被任命到政府的关键职位上。盟国管制委员会实际上成了王牌，每当地方共产党员发现自己的计划受到其他政治家的妨碍时，他们就亮出这张王牌。
最好的例子是1945年的匈牙利，由将近1000人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实际上成了平行政府。正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施压以在当年提前举行选举，因为他们相信，这将有利于共产党。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小农党（Smallholders Party）赢得了57.5%的多数票，盟国管制委员会支持共产党控制至关重要的内政部，从而妨碍了小农党自由组建新政府。苏联支配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同样干涉土地改革、书报审查、宣传事务以及清除战时官员，甚至阻止匈牙利政府成立某些不符合苏联计划的政府部门。
战争结束后，无论共产党在哪里掌权，他们都遵循同一套运作方式。最重要的是取得实权职位的任命。战争结束后，东欧各国最初都建立起联合政府，政府首脑经常并非共产党员。然而，真正拥有实权的职位，比如内政部，几乎都被授予共产党。匈牙利总理纳吉·费伦茨（Ferenc Nagy）曾经把内政部称为“全知全能的部门”，这是掌管警察和安全部队的神经中枢，有权签发身份证明文件，包括护照和出入境签证，有权给报纸颁发许可证。因此，这个部门能够对公共舆论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发挥最大影响。利用内政部来粉碎反共情绪，并非罗马尼亚的特例，在战后东欧都是如此。在捷克斯洛伐克，1948年2月的危机直接由人们对捷克内政部部长瓦茨拉夫·诺塞克的不满而引发，人们抱怨他利用警察部队来推进共产党的事业。芬兰内政部部长于尔约·莱伊诺公开承认，当警察部队受到清洗时，“出现新面孔是很自然的，在尽可能的情况下，这些新面孔总是共产党员”，及至1945年12月，共产党员占芬兰警察部队人员的45%~60%。
另一个重要的政府职位是司法部部长，他负责法官的聘用和解雇，负责从行政机构清洗“法西斯分子”。如前所述，在罗马尼亚，这是共产党控制的第一个部门。这同样是共产党接管保加利亚的关键部门。1944年9月，祖国阵线（Fatherland Front）在索非亚掌权，共产党利用司法部与警察的关系，把全国所有的政府职位都清洗了一遍。在三个月内，大约3万名保加利亚官员被解除职务，不仅警察和官员如此，就连牧师、医生、教师都是如此。及至战争结束，司法部授权的“人民法庭”（People's Courts）审判了11122人，并且判处将近1/4的被告人（2618人）死刑。其中，实际执行了1046个死刑判决，但非官方统计的处决人数从3000人到18000人不等。按照人口比例，这是欧洲各国最为激进、最为广泛、最为残酷的“正式”清洗行动，尽管保加利亚从未被完全占领，从未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卷入全面的野蛮冲突。如此清洗的原因仅仅在于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盖世太保或者当地机关完全摧毁，而在保加利亚，共产党只能亲手完成任务。
在其他国家，还有其他值得争取的部门，如捷克斯洛伐克的信息部和波兰的宣传部，因为这些部门控制着流向公众的信息流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，如同在罗马尼亚那样，农业部也是很有价值的部门，因为共产党很快认识到，大可以通过土地改革来争取新成员。前文已经阐明，在意大利南部，共产党是如何通过发动土地改革而迅速发展壮大的。在东欧，他们能够得到更多：他们不仅能够修改法律，而且能够把那些没收的大地产或者德意志家庭逃亡后留下的地产，直接分配给农民。他们确实获得了数百万农民的支持。
如果说共产党在追逐国家权力，那么，他们同样追逐地方权力，只不过他们总是着眼于如何利用地方权力来推进他们的全国事业。战后欧洲各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经济运转，这意味着保持工厂和煤矿运作，确保货物能够被运送到全欧洲。因此，为了牢牢控制工业和交通，共产党向工会和工厂里的工人委员会渗透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当全国领导层需要一场“自发行动”以展示民众支持、反对政治对手时，共产党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罢工。在捷克斯洛伐克，这种形式的游行示威让1948年2月的危机看起来如同真正的革命。在所有从属于东欧集团的国家，如同在法国、意大利、芬兰，为了达成公开的政治目标，工人们经常上街罢工：在持续徘徊于饥饿边缘的欧洲大陆，控制了劳动大军，就控制了极为强大的工具。
正是这种对大众动员的渴望，催生出共产党的另一个主要目标，那就是尽可能多、尽可能快地招募党员。战争结束初期，欧洲各国共产党都不太关心党员成分。他们招募暴徒恶棍和罪犯刑徒，他们发现这些人很适合安排到新近建立的安全组织之中。同样，他们也招募前政府成员，这些人简直喜出望外，因为这样他们就能避免受到战争罪行审判了。财阀、商人、警察、政客甚至教士都蜂拥加入共产党，作为逃脱通敌卖国指控的最佳政策保障：法国人有句谚语，“为了洗白自己，干脆染成红色”。还有许多“同路人”加入共产党，仅仅因为风向哪里吹，他们就向哪里倒。然而，即使算上这些人，还是无法充分解释为何中欧和南欧共产党人数呈现急剧增长。1944年，当苏联坦克逼近罗马尼亚边界时，布加勒斯特城内只有大约80名共产党员，全国也不到1000名共产党员。四年后，党员人数达到100万，增长了1000倍。在匈牙利，一年之内（1945年），党员人数从仅约3000人增长到50万人。在捷克斯洛伐克,1945年5月有5万名党员，三年之内增长到140万名党员。在这些新党员当中，很大部分肯定是真心实意的狂热支持者。
在扩大自身权力基础的同时，共产党也极力削弱对手的权力基础。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媒体中伤政治对手，通过苏联审查机关，通过共产党在媒体中日益壮大的力量，他们能够控制媒体。例如，在捷克斯洛伐克，1948年2月的危机期间共产党控制了电台，确保了克莱门特·哥特瓦尔德的演讲和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号召能够街知巷闻；相比之下，其他党派对全国发出的呼吁却无人知晓，因为造纸厂和印刷厂的工会会员让这些党派根本无法印刷报纸。在几乎每一个东欧国家，工会成员都发起类似的“自发”审查。
由于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中伤所有对手，欧洲各国的共产党都开始采取蚕食政策。匈牙利人称之为“切片战术”，一点一点地排除掉竞争对手。每次都选出一小群人，要么被指控通敌卖国罪，要么被指控其他罪行。在这些人当中，有些人的确是通敌卖国者，但许多人是因为捏造的罪名而被逮捕，如波兰本土军的16位领导人（1945年3月被逮捕）、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克鲁斯图·帕斯图霍夫（Krustu Pastuhov，1946年3月被逮捕）、南斯拉夫农民党领导人德拉戈柳布·约万诺维奇（Dragoljub Jovanovi，1947年10月被逮捕）。
然后，共产党会致力于离间对手。他们会试图中伤其他党派的某个宗派，迫使其领导人放弃这些宗派。或者，他们会邀请对手加入他们，组成联合“阵线”，让信任共产党的人与不信任共产党的人产生裂痕。这种战术在对付共产党最强大的左派对手时尤其成功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深受其害。最后，随着分裂越来越严重，共产党会鲸吞这些党派的残余部分。在东德、罗马尼亚、匈牙利、捷克斯洛伐克、保加利亚、波兰，社会党最终都被并入共产党。
尽管使用了这些灵活机动的手段，但在欧洲，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能够通过投票箱获得足够的支持，进而赢得绝对权力。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，在1946年，他们赢得了引人注目的38%选票，但他们还是不得不与反对派组成联合政府。在其他国家，选民支持度之低经常让共产党感到吃惊。例如，1945年10月，在布达佩斯市政选举中，共产党遭遇惨败，这场惨败被视为“灾难”，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·马加什瘫软在座椅上，“面如死灰”。他错就错在自欺欺人地相信共产党大受欢迎的宣传报告。
面对广泛质疑，共产党只好诉诸武力，开始时是运用秘密手段，后来则是公然运用恐怖手段。来自其他党派的、大受民众欢迎的竞争对手，遭到威胁、恐吓、逮捕，罪名则是所谓“法西斯主义”的不实指控。有些人则离奇地死于非命，如捷克外交部部长扬·马萨里克（Jan Masaryk）于1948年3月从外交部大楼的窗户摔下来。还有其他人，如保加利亚最有号召力的反对派政治家、保加利亚农民民族联盟的领导人尼古拉·佩特科夫（Nikola Petkov）则受到非正规法庭的审判，并被处决。还有许多人，如匈牙利的纳吉·费伦茨和罗马尼亚的尼古拉·勒德斯库因为受到威胁而最终逃往西方。不仅反对派领导人深受威胁，全面发动的国家恐怖让每一个反对者都深受威胁。例如，在南斯拉夫，秘密警察头子亚历山大·兰科维奇后来承认，在1945年执行的逮捕行动中，有47%是不公正的。
在这轮镇压期间，整个东欧地区的选举都迅速变成骗局。“不受欢迎”的候选人直接从选举名单上被划掉。其他政党与共产党被划入同一个“集团”，选民根本无从选择。选民在投票站也遭到秘密警察团伙威胁，以确保投票并非匿名进行。当所有手段都不奏效时，那就对投票结果做手脚。结果，共产党及其盟友最终“赢得”了根本不可能赢得的选票：在保加利亚是70%（1946年10月），在罗马尼亚是70%（1946年11月），在波兰是80%（1947年1月），在捷克斯洛伐克是80%（1948年5月），在匈牙利是荒唐的96%（1949年5月）。
如同在罗马尼亚，共产党只有在完全不受挑战地控制政府的情况下，才会说出他们真正的改革计划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在欧洲绝大多数地区的国家政策总是相对保守的：土地改革、对所有人模糊地承诺“平等”、惩罚战争期间做坏事的人。从1948年开始（在南斯拉夫还更早），他们开始揭示更为激进的目标，如商业国有化、土地集体化，如同在罗马尼亚，共产主义欧洲的其他国家都走上了同一条道路。大约就在此时，他们开始为之前的行为找理由，包括制定反人民的法律，重启他们已经摧毁的行政机构。
这幅拼图的最后一块是展开恐怖的内部清洗，从党的架构内部清除所有潜在威胁。就这样，最后一点多元化的痕迹都被抹去了。持有独立见解的共产党员，如波兰的瓦迪斯瓦夫·哥穆尔卡（和罗马尼亚的卢克雷丘·珀特勒什卡努都被赶下台，甚至被监禁和处决。由于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，曾经支持铁托的人都被逮捕、审判、处决：就这样，阿尔巴尼亚前内政部部长科奇·佐泽被除掉，同遭厄运的还有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特莱乔·科斯托夫（Traicho Kostov）。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，整个东欧都陷入了恐怖的清洗，可谓人人自危。1948~1953年，仅仅在匈牙利，这个人口不足950万的国家，就有大约130万人受到审判。将近70万人受到官方惩罚，超过总人口的7%。
上述事件，与战前20年几乎压垮苏联的同类运动如出一辙，这绝非巧合。因为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日益表明，正是苏联在背后操纵。现在已是证据确凿：只要读一读战后莫斯科与后来的保加利亚总理格奥尔基·季米特洛夫（Georgi Dimitrov）的往来信件就知道，苏联外交部部长实际上在口述保加利亚的内阁人员构成，由此可见苏联干涉东欧国家内政的严重程度。
从苏联红军进入东欧时起，斯大林就决定，确保在这里建立如同苏联镜像的政治制度。在与铁托的副手米洛万·吉拉斯的对话中，斯大林说出了一段名言：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过去的战争不同，因为“谁占领了一片领土，谁就能够把自己的社会制度，移植到这片领土上去。人人都会在自己兵锋所及之处，移植自己的制度”。苏联红军的存在，肯定有助于确保整个东欧地区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，但正是共产党政治家、苏联及其盟友的残酷无情，造就了这种逻辑结果。通过使用恐怖手段，通过对任何反对派的毫不留情，他们不仅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创造出一片战略缓冲地带，而且创造出一系列苏联的复制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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